因此，改革过程应注重各方的协商。
我们认为，在当前学术界对党内法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仍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下，对党内法规的效力进行研究应当以作为规范性概念的党内法规为基础。理论上，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与党务关系所涵盖的范围应当是基本重合的。
因而，党内法规中涉及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的明文规定所产生的事实效力必然需要借由国家法律来进一步承接，才能具有正当性。因为拘束力本身含有过度强制、过分强制的意思。一种观点认为，党内法规所溢出的是影响力而非效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及其实践来看，现下明确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的具体内容、运行方式等显然是在党内法规一侧而非国家法律一侧着力。对此，论者进一步指出，党规之治会产生一些外溢效应，特别是规范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方面的党内法规，通过规范党政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权力的行使并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但是，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应只能是‘效果而非‘效力，不能错误地认为党内法规效力的溢出有益无害，因为党内法规效力的越界势必会侵占国法的效力空间。
借此引入事实效力的概念，党内法规中关涉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的明文规定所产生的事实效力应当经由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和协调来进一步承接，以赋予其正当性。根据《制定条例》第13条第2款之规定，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可以直接调整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这无异于承认或者默认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的效力可以外溢，是党内法规效力外溢的载体。因此，弱势和强势的比较始终是一个相对性的过程，需要限定在具体情境中，以及一定标准之下的双方或者多方主体之间来比较。
48.参见夏吟兰：《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体例辩思》，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第10页。无论这里的父母之间有无婚姻关系，也无论父母对于各自所处的婚姻关系作出何种变化性的安排，如离婚、再婚等，都要履行这一教养义务。国家对家庭的保护同样也落实在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贯彻之中。38.湛中乐：《从战略规划到权利保障：我国人口法制的变迁与反思》，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第54页。
一般确定宪法层面上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会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经验上的，二是规范上的。14.顾立雄、姜世明、吴煜宗、戴瑀茹、官晓薇：《多元成家法制相关议题座谈会会议综述》，《月旦法学杂志》2014年第5期，第273页。
这是人格最深层、最私密也是最核心的自我认知。1、弱势家庭成员的界定 一般认为，具体到一个家庭之中，相较于男性、青壮年、成年人而言，妇女、老人、儿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一副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必然是由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个体构成。（一）男女平等 宪法第48条第1款规定了妇女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并且专门强调了在家庭环境中也要实现男女平等。
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义务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并且明确国家应该监督父母履行这一义务。50.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页。基于此，本文将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和家庭形成途径的多样化趋势，分析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变迁，以开放的视角界定宪法中的家庭形成路径，以回应现代社会中的新形势和新现象。这样的家庭悲剧在当时还有很多。
解放后出生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正值生育高峰时期，如果人口增长不加控制，在二、三十年内，我国将因人口过多而出现极为严重的局面。如果以一种过程的视角来看待婚姻，它包含婚姻关系的建立、延续和终止的全过程。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民众价值观念的变迁，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的家庭生活事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5.张春生、宋大涵：《保护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4期，第27页。
（四）对弱势家庭成员的特别保护 宪法第49条还规定了对老人、妇女、母亲、儿童等主体的特别保护。笔者认为这一解释路径需要商榷，因为我国家庭立法中未采用过亲权概念或建立相关制度，不宜引入亲权来理解我国宪法的规定。宪法对家庭的保护，包括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也涵盖其他多样化的亲密关系形式，而具体的规范方式则需要充分尊重立法者的形成空间。当然，在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形式解体之后，作为社会组成单位的家庭结构从过去的扩展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是主流，夫妻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成了家庭的主轴。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孝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传承千年，超越了阶层和世代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情怀和生活哲学，其蕴含着丰富的共通资源，可以整合传统与现代的基本价值。从国家在义务履行中的角色来看，一般宪法义务的履行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建立具体的制度并提供服务，公民履行该项义务的同时，还需要国家提供各种条件，以国家给付为前提。
正是因为孝的封建色彩，它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被推崇西方个人主义的知识精英猛烈批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三章将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
10.李建良：《制度性保障理论探源——寻索卡尔施密特学说的大义与微言》，载《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吴庚大法官荣退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62页。父母对子女的照护和陪伴，以及在精力、情感上的投入，有利于双方相互关系的维护和发展。
在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都面临着不堪重负的养老携幼的压力之下，多样化家庭类型的出现是对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必然补充。这种扩展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以及密切联系是个体寻找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摘要: 我国宪法第49条是家庭条款。婚姻不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权。魏玛宪法明确规定了基本义务清单的内容，包括兵役、纳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义务、受教育义务等。20.佟新、马丹:《非婚生活方式与对美好生活的建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59页。
同时，婚姻之于国家的价值同样重要且不可或缺。父母对于其婚姻关系的处理决定必须要考虑到该决定是否对身心发展相对脆弱的儿童产生不良的影响。
四、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国宪法上婚姻家庭条款的规范内涵包括了各自独立、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多个面向。《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婚姻自由确立为基本原则，并设置相关规定，正是国家通过完善私法制度的方式来保障婚姻自由这项基本权利的体现之一。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对这一条文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路径：制度性保障和基本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必然是纯然法理上的讨论，而是有国情民情和社会舆论的发展阶段的考量。
此外，现代社会的家庭除了以传统的婚姻、血缘作为主要基础之外，还出现了非婚同居家庭、收养家庭等新的形式。扩展家庭对于个体所具有的物质支持、情感慰藉和社会关系延伸等作用不容忽视，也是理解宪法文本、建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不应该忽视的现实。上述公民义务的内容是社会国家的产物，与社会权有着紧密的联系，更多体现了每一个人的社会属性，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的背景下，基于社会国家的理念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向每一个公民课以的责任。还有观点认为家庭权的保护范围包括家庭的组成、亲属关系的维持、和谐家庭关系的维护等。
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强化父母对子女的成长所承担的照顾义务，这也是家庭基于其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而对国家人口教育任务的分担。（二）夫妻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内涵变迁 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中，初步的讨论稿曾将计划生育政策置于基本权利章中，后来移至总纲部分。
参见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1页。36.201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所规定的全面二孩制度正式实施，该法第18条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44.参见黄娟：《社区孝道的再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生殖辅助技术为生育与婚姻的分离提供了更多客观可能性，使婚姻传宗接代的功能弱化。